(15)程子以继之者善表孟子之性善即是代表。
而心即立时予以制造，是名裁制。由此可以说，本源的恻隐情感奠定了形而上仁性的可能，而充极成就一绝对无待的仁性之现实，后来，阳明也说良知之真诚恻怛[84]，良知在真诚恻怛即本真的恻隐显现中自识自知。
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哲学建构虽然采取了重建形而上学来为现代性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形而下学奠基的思想进路，但由于缺乏前形而上学的，作为形而上学之源的本源生活、生活领悟的思想视域，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观念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不相应，有时会忽视不同的生活领悟所铸就的主体性及形而下学观念之不同。尽管现代新儒家对新文化运动有所批评，例如唐君毅先生认为：胡适之的哲学、顾颉刚的史学、钱玄同的文学、陈独秀的政治，严格说，都是只表现一些自然心灵的朝气，而无正面的具体的成果的。[42] 在知识论范畴表的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哲学建构中鲜有触及。……本来中国人从前就是走这条路，却是一向总偏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70] 梁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理论建立于意欲所决定的生活三路向之上：（一）向前面要求。
这一思路导出于熊十力先生对于宇宙本体的追思，熊先生反对西方哲学把形而上的本体当作一种物来理解，他认为无论是通过物质实体、精神实体抑或上帝来把握宇宙本体都是虚妄不实的，那么，如何把握宇宙本体呢？熊先生指出：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无论是伦理学、政治哲学还是知识论都是关于形而下存在者领域的哲学思考和言说，都属于哲学形而下学，而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则在于本体论。但从观念上说，这种滑坡主要在陌生人社会中发生，而在熟人之中人们仍然还在坚持传统的五伦标准。
换言之，这里说的是对于一件坏事的道德评价标准，即究竟坏到什么程度，或者以一种怎么样的坏的方式，还能算是在道德的范围之内，或者还不能算做是完全不道德的。由此足见它不是一个能够应用于公共社会中的普遍原则，而只是运用于狭隘的家庭内部的情感原则。而在政治和官场之外，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就是五伦中的其他四伦，或者五常、六纪。我想必要时她也可以杀人，就像薄谷开来为了儿子的安全而杀了海伍德一样。
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需要帮助，他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我该如何对待他? 我当然也可以推恩，凭恻隐之心一时心血来潮，把他当做我潜在的朋友，但这不危险吗? 万一对方是个小人甚至坏人，我帮助了他，他却恩将仇报，反咬一口，谁能制约他? 这样的例子今天在中国经常发生，几乎已成惯例，以至于南京法庭甚至以此常识作为判案的依据，判决彭宇赔付他所帮助的老人四万余元赔偿金。所以传统社会只要不是兵荒马乱，如果至少有一个形式上的君王如周天子来做天下共主的象征，是可以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推恩的。
但由于中国道德历来和政治不分，谈道德时不谈三纲毕竟是说不过去的。对案子的初审和宣判人们有诸多不同的议论，但笔者关注的是梦鸽女士的一系列为儿子辩护的言论，其中让人最为震撼的是母亲为了孩子可以做任何事情!难怪梦女士想尽一切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往受害者身上泼污水。他出身贫寒，兄弟姐妹多， 12岁那年听说身患绝症的母亲想吃肉丸子，他攒了一个学期的伙食费凑了五毛钱，走30 里路买回一点肉，亲手给母亲做了一碗肉丸子汤。中国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似乎他感觉中就完全不必遵守一切道德规范了，只有惟利是图，就像置身于一个动物世界中，反正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当然是指熟人。
如果上面要我杀你，我也会杀你!他并没有说这些人都是阶级敌人、坏人，他只是把上级的话当做圣旨，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连法官都认为没有人会出于道德心主动地去帮助一个陌生人，反过来说，不帮助陌生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内疚。日本人则还没有跨过国家和民族这条线，中国人当然也没有。真要同年同月同日生，那还不好办了，大家都像是双胞胎，谁听谁的? 所以，中国人的道德基础是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上的，它可以扩展到朋友或师生关系上，通过推恩推广到其他人身上，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很难扩展到陌生人身上，更不用说扩展到敌人身上了。
所以日本人至今将战犯的骨灰供奉于靖国神社，理由无非是他们为国家、为天皇奉献了生命，合乎君臣有义的伦常。但如果统计一下，中国人诚心诚意当做好事来干的坏事，肯定比知道是坏事而干的坏事要多得多，也严重得多。
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化敌为友，且不说人类大同，至少能够在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有一个平等对话和谈判的平台，不是暂时的韬光养晦和缓兵之计，而是寻求双赢。在这方面中国道德是完全缺位的。
因此，一切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凡是我们当做敌人来看的，就没有调和的余地，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无所不用其极、超出人性的底线而没有愧疚。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孝的缘故而做了不怎么得体、遭人非议、甚至罪恶的事，那么他自己在道德上却是可以自认为问心无愧的，而且实际上人家也会对他有一些谅解。为了…… 可以做任何事情，所谓任何事情，就是没有任何做事的底线，这就是令人恐怖之处。这也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人们自发地回归传统以及官方有意地大力弘扬传统道德有关。我们坚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酷。所以对于陌生人的死活是不必挂在心上的，他们就像孟子讲的那头羊。
基督教里面有爱你的敌人一说，我们对此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确，很多母亲都会这样做。
以此来衡量梦女士的行为，她当然有权利为儿子辩护，甚至故意隐瞒事实，都不会受到追究; 但她也可以不这样做，而且如果不这样做，她可能会被人们看做一个道德上更合格的母亲。当然，在传统社会，如果有一个君王在的话，那么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子民，于是即使不认得的人，只要是一国之民，相互都可以说是兄弟。
中国人要走出当今的道德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发挥出人所固有的理性，来对自己内心一直深信不疑的纯洁本心进行一番怀疑和测试，以理性来真正 认识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在别的方面做得很差，但如果在某个重要的方面还做得不错，人们就会评价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还没有突破道德底线。
随着儿女长大后走向社会，对父母不孝的现象比传统社会要多得多，这就使得当代中国人里里外外都缺乏道德规范了。这不是什么知识，而是不虑而知的良知，一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关系都要诉之于良知。而儿子做了任何错事，责任都在别人，因为儿子在她面前的确表现得如此懂礼貌、听话、善解人意，她不相信在外面儿子会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成为横行街头的银枪小霸王。所以，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建立和逐渐形成与陌生人甚至与目前的敌人打交道的一套游戏规则，这就是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原则，也就是我们新的道德底线。
所谓底线，就是做坏事的底线。其次，要找到中国传统道德的盲区，对之进行深入到本质的文化批判。
六纪： 汉朝班固所撰《白虎通义》中提出三纲六纪之说。也就是后来张载所讲的不同于闻见小知的德性之知、天德良知( 张载： 《正蒙·诚明》) ，是任何一个常人都具备的，哪怕他没有什么知识。
我们不知道，人的自我感觉是不可信的，有感情、有良好的意愿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除了感觉和感情之外，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我们在国际事务方面到处吃亏、碰壁，那些网络愤青们千篇一律地用阴谋论、敌我论来解释一切，显得特别不成熟; 而这只不过表明，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处理陌生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资源，这使得我们不但在国内协调不好陌生化了的人际关系，延伸到国际上则更显不够成熟。
所以真正说来，五伦其实是两伦，即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连称的孝悌。一般来说，上述行为规范就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也是上至士大夫、下至布衣百姓所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在这些关系领域中，我们缺乏传统道德的资源，这种缺乏正是我们今天全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症结所在。我们通常把父兄 和子弟连称，说明兄从父，弟从子，悌本身就是孝的一种体现。
一旦达到这一境界，就不要反思，不要怀疑，而要坚守。它在六纪中甚至没有位置，而是直接下来就到了兄弟关系。
的确，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道德特别是官场道德中，当传统的君臣关系转变为上下级关系时，沿袭了那种忠的道德规范，以前忠君就是忠于国家，现在忠于上级就是忠于国家。在皇帝消失的20 世纪，君为臣纲和君臣有义的制度设计就消失了。
这种新的道德底线的形成有赖于我们用理性来克服自身眼界的局限性，超出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视野，放眼于整个人类，承认有普遍的人性和普世价值。由此可见，中国人道德中最重要的是孝，其次是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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